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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·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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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书又称《书》或《书经》,在后世习惯称之为《尚书》。先秦著作中的“书曰”云云,皆指《尚书》而言。除去徵引“书”之外,先秦著作也徵引“传”。例如,《孟子》就有“于《传》有之”的文字。“书”与“传”的区别,可能在于前者为正式的文献,而后者为传说或者为后代所谓的“野史”。可能由于《书》与《传》的关系相当密切,或者由于有些《传》的内容混入《书》中,汉代学者有通称《书》为《书传》之例。比如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称孔子“序《书传》”,又称“故《书传》、《礼记》自孔子”。两“《书传》”均指《书》而言,与后代称《尚书》之注解为“书传”者不可混为一谈。称“书”为“书经”,当是后世儒家尊之为经典之后的称谓。 “尚书”之名,最早见诸《墨子·明鬼下》:“故尚书夏书,其次商周之书。”因何而成为后世儒家的通称,原因不明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:墨子学术出自史官,而“书”为史官所掌,故墨子对“书”的称谓不仅来历分明,而且具有权威性,从而被普遍接受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“尚书”之“尚”于意何取?后世经学家大都视“尚”为“上”之通假字。换言之,所谓“尚书”,就是“上书”。至于“上”字在此又当如何解释,则众说纷纷,莫衷一是。比较合理的解释有二:

其一,“上古”。据此,则所谓“尚书”,就是“上古之书”。

其二,“君上”。据此,则所谓“尚书”,就是“记录君上言行之书”。王充《论衡·正说篇》:“《尚书》者,上古帝王之书。或以为上所为,下所书,故谓之《尚书》。” 王充之说,两说具备而偏向“上古”说。刘熙《释名》主“上古”说,而王肃《尚书序》则依从“君上”说。

《尚书》涵盖的年代属于上古,这一点无可争议,《尚书》记载的内容大都为君上的训令或出师的誓词,这一点也无可争议。

因此,以上两说从逻辑上而言,皆无不可;是否确为当时定名者的本意,则无从考核。

虽说《尚书》属于上古无可争议,若问《尚书》究竟上古到何年何月?却又不易言之。原因有三。

其一,《尚书》不是在某特定时间上编写而成的著作,而是经过多年累积而成的文献。内容函盖大约上迄公元前2000年,下至公元前7世纪,前后相距长达一千三百年。

其二,内容所及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文献编写的年代。

其三,今本《尚书》的内容并非完全可靠,搀有后人伪造的成份。

在普遍认为可信的篇章之中,以记述殷王盘庚迁都的《盘庚》篇时代最早,其写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上半叶,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的年代相近。就年代而言,古埃及《死人书》中最早的文字要比《盘庚》早出一千多年。不过,《死人书》的内容为宗教咒语,其史学价值不能同《盘庚》相提并论。古巴比伦刻在石柱上的“汉穆拉比法典”相传作于公元前18世纪,比《盘庚》约早400年。其馀广为人所熟知的外国古代文献皆较《盘庚》为晚出。比如,犹太《圣经》中的最早作品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,古希腊的《荷马史诗》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,印度的《古事记》不早于公元前6世纪。这些文献不仅时代晚于《盘庚》五百至八百年,而且内容亦颇涉神话,远非《盘庚》之为朴素史料可以比拟。要言之,《尚书》之为“上古之书”,就时代而言虽不能称世界之“最”,若兼时间与内容而论,则实无出其右者。 近代今文家派如康有为等认为《尚书》等五经或六经不过是孔子“托古改制”之作,无孔子即无六经,从而神化孔子,尊之为“素王”。古文家派认为《尚书》等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,孔子只不过有所整理、删节、修订而已。考之以史册的记载,今文家派的论点显然是无稽之谈。 


简言之,《尚书》是一部朴素的、上古时代历史档案汇编,其中最早的文献大约写成于公元前十四世纪上半叶。《尚书》固定版本的出现,大约始于战国。自秦始皇下焚书之令,民间私藏的先秦古文《尚书》大都烧毁。项羽一把火烧尽秦皇室所藏先秦古文《尚书》(假定有所收藏)与用秦篆以及秦隶写成的《尚书》。西汉初,经伏生从秦朝廷带出、私藏于家的秦隶《尚书》残卷出,几经传授,分成欧阳以及大、小夏侯三个今文家派。汉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居发现古文《尚书》,经孔安国献给朝廷,其中与今文《尚书》共有的篇章经孔安国传授,形成古文家派,多出的篇章由孔安国献给朝廷,称之为“逸书”。魏末晋初之际出现一本来历不明、冒充孔安国所撰的《尚书传》。晋末的“永嘉之乱”使伏生所传的今文《尚书》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《尚书》“逸书”同丧于战火。南北朝南齐之时,魏末晋初出现的伪孔安国《尚书传》失传。

不久,南朝梁朝出现又一本也号称是孔安国作传的真本古文《尚书》,与先出并已失传的伪孔安国《尚书传》不同,这本伪作不仅伪造孔安国之传文,并且伪造《尚书》经文。唐初整理古籍的结果,致使孔安国所传的古文《尚书》失传,并令后出的伪《孔传古文尚书》成为《尚书》的唯一版本,一直流传至今。

今本《孔传古文尚书》虽是伪作,却含有大量真实的成份,其价值虽因其为伪而稍损,却仍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必不可少的文献。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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