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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·礼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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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记内容:

它主要是对礼制﹑礼意的记载和论述。其中涉及秦汉以前的社会组织﹑生活习俗﹑道德规范﹑文物制度等情况﹐反映了儒家的政治﹑哲学﹑伦理思想。这些都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材料。


《礼记》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《仪礼》的文章选集,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。《礼记》的作者不止一人,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,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,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。


《礼记》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、礼意,解释仪礼》,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,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。实际上,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,门类杂多,涉及到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哲学、历史、祭祀、文艺、日常生活、历法、地理等诸多方面,几乎包罗万象,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、哲学和伦理思想,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。


《礼记》全书用散文写成,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。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,有的气势磅礴、结构谨严,有的言简意赅、意味隽永,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,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、警句,精辟而深刻。据传,《礼记》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。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《大戴礼记》,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,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。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《小戴礼记》,即我们今天见到的《礼记》。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,各有特色。东汉末年,著名学者郑玄为《小戴礼记》作了出色的注解,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,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,到唐代被列为“九经”之一,到宋代被列入‘十三经”之中,成为士人必读之书。


从散文艺术方面看﹐《礼记》中的议论文﹐如《礼运》﹑《乐记》等篇的部分章节﹐雍容大雅﹐气势沛然﹐结构严整。记叙文如《玉藻》﹑《坊记》等篇的部分章节﹐文笔凝练﹐言简意赅。尤其是《檀弓》﹑《仲尼燕居》等篇中的叙事小品﹐写得生动形像﹑意味隽永﹐都是较优秀的作品。如《檀弓》中的“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”﹑“曾子寝疾”等章﹐以简练的文字传达出不同的生活场面和人物心理﹐情景宛然﹐笔法多变。“孔子过泰山侧”章﹐形容苛政猛于虎﹐令人怵目惊心。“齐大饥”章只80余字﹐却把黔敖的倨傲﹑饿者不为所屈﹐写得活灵活现﹐其中还有服饰﹑神态﹑语气的描绘﹐接近于小说。“孔子蚤作”﹑“晋献文子成室”等章﹐还嵌以诗歌﹑偶语﹑排句﹐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感情色彩。《檀弓》的不少篇幅糅合着想象的成分﹐而非信史﹐这一点前人已多有揭示。可见七十子的后学﹐对于师说也作了文学性的加工。


《礼记》至唐代列为“九经”之一﹐宋代列于“十三经”中﹐为士子必读之书﹐对后代思想﹑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。主要注本有﹕汉郑玄注﹑唐孔颖达疏《礼记正义》﹐今存宋绍熙三年(1192)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。清朱彬有《礼记训纂》﹐孙希旦有《礼记集解》。


《礼记》与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合称“三礼”,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,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。因而,历代为《礼记》作注释的书很多,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。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《十三经注疏》,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,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(原文只有篇名,每篇原文都较长),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,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。

礼记的思想成就:
反映思想理论性的集中在《礼运》、《礼器》、《学记》、《乐记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儒行》等篇,还有借孔子的答问而发挥儒家学说的篇章,如《曾子问》、《哀公问》、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、《孔子闲居》、《仲尼燕居》等。在这些篇章中,可以看到孔子后学的不同派别思想观点的留存,包括有子游学派、子夏学派、曾子学派、子思学派、孟子学派、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。从中还可以看到有墨家、道家、农家、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渗透于其间。由此而反映出《礼记》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,对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。《礼记》中的思想理论性内容深厚而丰富,它以礼乐为核心,涉及到政治、伦理、哲学、美学、教育、宗教、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。因此,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,是不能不研究《礼记》中所包含的思想学说的。


一、教育思想


教育目的三纲领: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

学习过程五步骤: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

人的完善八步骤: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

教育教学九原则:教学相长、豫、时、孙、摩、长善救失、、启发诱导、藏息相辅、因材施教

教学三方法:讲解、问答、练习

学者有四失:或失则多,或失则寡,或失则易,或失则止。

教师所必备:博喻
 

二、孝道思想


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,《礼记》之孝道思想是丰富而全面的,既论述了孝之起源、地位与作用,孝与忠、礼、政、教的关系等宏观理论问题,又有关于孝道本身的总体与个别义项和孝行的微观具体论述。据此,笔者认为,《礼记》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,完成了孝道的理论创造并达到其顶峰。得出这样一种评价,就必然涉及如下问题:《礼记》之孝道思想与《孝经》是何关系?讨论这一问题,首先要对两书的时代有个讨论,其次,要从对二者内容的比较中探讨它们的关系。《礼记》成书于西汉,但其中各篇写作年代不尽一致,一般认为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为曾子、子思所作,所以,本文未把上述两篇作为论述之对象。除有些篇章作者、时代有定论外,《礼记》之绝大部分篇章皆为秦汉时期儒者所著,似乎亦成为定论。至于《孝经》的作者、年代,有多种说法,笔者同意为汉代儒者作品之说。由此,可以断言,《礼记》或早于或与《孝经》为同时代之作品。从内容上看,《孝经》雷同于《礼记》之处甚多,以致梁启超说《孝经》“书中文义皆极肤浅,置诸戴记四十九篇中,犹为下乘,虽不读可也。”(《经籍解题及其读法》)的确,从本文的上述论述中,我们大量可见《孝经》雷同于《礼记》之处。如:《孝经》:“以孝事君则忠。”《礼记·祭义》:“事君不忠非孝也”;《孝经》:“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,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。”《礼记·丧服四制》:“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”,“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”;《孝经》: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始也。”《礼记·祭义》:“天之所生,地之所养,无人为大。父母全而生之,子全而归之,可谓孝矣。不亏其体,不辱其身,可谓孝矣。”即使是《孝经》以五章专门论述的五等人之孝的思想,也可在《礼记》中看到其理论源头:“君子之孝也,以正致谏;士之孝也,以德从命;庶人之孝也,以力恶食;任善不敢臣三德。”(《大戴礼记·曾子本孝》)任善:指君王之孝。三德即三老。汉代设“三老五更”之位,以养老人,三老五更各一人,天子以父兄养之,因此说,君王之孝在于“任善不敢臣三德”。当然,不可否认,《孝经》作为一篇专门论孝的文篇,较之《礼记》虽在理论建树上没有多少新的创造,但在系统性上、易于传播推广方面,要优于《礼记》。两者同列十三经,在历史上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不过两者的影响各有其不同的特点。《孝经》不足两千字,专题专论,加之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广,影响面要大得多,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布衣庶民,均可能读到《孝经》,而《礼记》只能影响有一定儒学文化修养的读书人。但由于《孝经》无限制地将孝道泛化,又一开始即以“经”立论,可能不屑于“形而下者谓之器”之类细微末节吧,倒使孝的好多具体道德要求如本文中所述之“孝行”部分疏于论述。总之,由《礼记》创造,而由《孝经》系统化的孝道理论问题与孝道的普遍原则借《孝经》而得以广泛传播。而《礼记》中之孝行部分则得之于如《二十四孝》、《三十六孝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女儿经》等诸多童蒙与家训之书而予以流传,遂长期影响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礼仪与社会交往方式,成为礼仪之邦的生活方式。因此,我们不可低估《礼记》对中国孝道的形成、发展以及对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。


三、政治理想


大同世界。儒家认为: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孤独废疾者,皆在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,是谓大同。今大道既隐,天下为家。各亲其亲,各子其子,货力为己。大人世及以为礼,城郭沟池以为固,礼义以为纪。以正君臣,以笃父子,以睦兄弟,以和夫妇,以设制度,以立田里,以贤智勇,以功为己。故谋用是作,而兵由此起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,由此其选也。此六君子者,未有不谨于礼者也。以著其义,以考其信。著有过,刑仁讲让,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,在势者去,众以为殃。是谓小康。”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,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。再次,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、《学记》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。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原属《礼记》的两篇,南宋时期,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来,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称“四书”。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,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。《大学》云:“生财有大道,生之者众,食之者寡,为之者疾,用之者舒,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,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仁,而下不好义者也,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,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。”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,也是古代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。《中庸》则载孔子语云: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。”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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