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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·《春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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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春秋》概述:


《春秋》是儒家的经书,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(前722年)到鲁哀公十四年(前481年)的历史,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。《春秋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,但不完备,王安石甚至说《春秋》是“断烂朝报”。


 在中国上古时期,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。另外,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。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,因此“春秋”是史书的统称。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《春秋》。传统上认为《春秋》是孔子的作品,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。《春秋》原本秦代以后已经失传,现在流行的版本是由《左氏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三传中拼凑的。 《春秋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。各国史书有专名的,如晋国史书叫《乘》,楚国史书叫《梼杌》(见《孟子·离娄下》)。鲁国史书专名《春秋》,所以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(起)出使鲁国,看到《易》《象》和《鲁春秋》。不过韩起所看到的《鲁春秋》,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,才能说:“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”而现存的《春秋》,才从鲁隐公叙起。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。《楚语上》也说:“教之《春秋》”,就是说,对太子,用史书教授他。《墨子·明鬼篇》有“周之《春秋》”、“燕之《春秋》”、“宋之《春秋》”、“齐之《春秋》”,就是指周朝、燕、宋、齐诸国都有史书,墨子曾读过。

《春秋》价值:


《春秋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,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,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、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。因此,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《春秋》不仅符合《春秋》性质的本来,而且比将它视为“断烂朝报”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。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,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,《春秋》的史实和大义因“三传”而明,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。


遗憾的是,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《春秋》的重要史料价值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冷漠。单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,若干年来人们始终局限于一部《论语》而已,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调查:“建国以来,关于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,见诸报刊的,迄今不下八百篇。撇去十年动乱期间所谓‘批儒评法’的渣滓,可作为研究史资料留存的,大约有四五百篇。那中间的见解,色彩各异,精当与否,姑且不论,但如说引据的材料,多半没有超出今本《论语》一书,也许不会被斥为无稽之谈。”针对这样一种普遍蔓延的奇怪现象,论者意识到:“倘说要谈孔子其人其学,《论语》是唯一可信可据的材料,此外诸书都不足征,那就成问题了。”超出《论语》研究孔子及其思想,首当其冲的是利用《春秋》,恐怕是论者上述这段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吧?


再者,《春秋》是政治学著作,它的政治思想通过今文经学家的解说而得以体现,但由于误解了《春秋》的性质,现代学者对今文经的学术价值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。公羊学、榖梁学甚至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无人问津的领域,治先秦史而不读《公羊传》,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不可思议之事,而研究今文经学反被目为惊世骇俗之举。当今学者蒋庆曾就此批评道:“降及晚清,奇葩再发,康崔独秀,经苑芬芳。岂思室内起火,疑古蜂起;歆学余绪,作浪兴风。于是辩有为亡,非圣无法;托治国故,以史乱经。自此而后,斯学扫地,无人讲习,更糟践踏,旨丧义缺。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,然旷野孤歌,其学无闻。至今,又忽忽六十载矣,公羊已为绝学。”蒋氏的复兴儒学之议是否恰当姑且不论,但作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,今文经学无疑应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,则是不容置疑的。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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