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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家·《孙膑兵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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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孙膑兵法》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,也是《孙子兵法》后“孙子学派”的又一力作。《孙膑兵法》古称《齐孙子》,作者为孙膑,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,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、鄄之间(今山东阳谷、鄄城一带),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。

主要内容:


 《孙膑兵法》又名《齐孙子》,系与《孙子兵法》区别之故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“《齐孙子》八十九篇,图四卷”,但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,便不见于历代著录,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。1972年,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,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。但由于年代久远,竹简残缺不全,损坏严重。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,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《孙膑兵法》,364枚,分上、下编,各十五篇。对于这批简文,学术界一般认为,上篇当属原著无疑,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、整理而成;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,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,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。1985年,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银雀山汉墓竹简(壹)》中,收入《孙膑兵法》凡16篇,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《五教法》而成,其篇目依次为:擒庞涓、见威王、威王问、陈忌问垒、篡卒、月战、八阵、地葆、势备、兵情、行篡、杀士、延气、官一、五教法、强兵。

军事思想:
纵观《孙膑兵法》十六篇,在继承孙、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,又有了新的发展。  

首先,孙膑在《威王问》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。  

他明确地说,战争不是什么别的,而是先王传布"道",即政治的工具。先王不是不想要"责仁义,式礼乐,垂衣裳,以禁争夺",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,但是,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,所以才"举兵绳之",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。然而,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,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。战胜固然可以"存亡国,继绝世",而一旦战败,则会"削地而危社稷"。所以,对待战争"不可不察",要慎之又慎。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,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。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《司马法》所说的"以战止战"的思想更加深刻。  

战争作为布"道"的手段,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"义","战而无义,天下无能固且强者"。经济是战争的基础,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,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。在《强兵》篇,孙膑又进一步提出,要想强兵,当务之急在于"富国",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,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"因粮于敌,取用于国"的论题。  其次,发展了孙武"任势"的军事理论,明确提出了"因势而利导之"的作战原则。

《吕氏春秋·不二篇》说:"孙膑贵势",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。势是战争态势,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(包括兵力、武器装备、军事物资等)的布局。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"任势",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。孙膑则在"任势"的基础上,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。他在《威王问》中说:"势者,所以令士必斗也",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。如齐威王问:敌我两军实力相当,两军将领相望,阵势都很坚固,谁也不敢先动,应该怎么办?孙膑回答:先派少量部队,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,接战后只许败,不许胜,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,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,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,就可获得大胜。在应付"敌众我寡,敌强我弱"的战争态势时,孙膑提出要"让威"。即避开敌人锋芒,隐蔽好后续部队,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。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,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,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。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,再行反击。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,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,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。  

战争是瞬息万变的,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。孙膑把弓弩比喻为"势",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。  

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。他在《官一》篇说:在山险中作战,要放开谷口,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。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,要虚设旌旗,诱敌深入,进行消灭。"易(地形平坦)则多其车,险(地势险阻)则多其骑,厄(山陵狭谷地带)则多其弩。"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,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,这叫做"居生击死"。总之,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,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,创造有利于我、不利于敌的态势,以争取战争的胜利。  

其三,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。他在《月战》篇中说:"间于天地之间,莫贵于人",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。中国的人文思想导源于春秋,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,在人不被当作人看待的专制时代,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,无疑是进步的。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,孙膑与孟子一样,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他说:"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者不得,虽胜有殃。"所谓"人和",就是得众、得人心。"得众者,胜","不得众者,不胜"。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,显然也是由继承《司马法》的"仁本"思想而来的,但提法又超越了《司马法》,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。  

其四,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,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。春秋时,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,阵法大多以"三阵"、"五阵"为主。战国时,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,车、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,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,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了。孙膑在《官一》篇中,指出了十几种阵法,如:索阵,用来进剿敌人;囚逆阵,用来疲惫敌人;危□阵,严兵以临敌;云阵,以弓弩与敌对射;羸阵,围困敌人;阖燧阵,用来消灭敌军前锋;皮傅阵,用来强攻救援;错行阵,声张军威;刲阵,攻击高陵之敌;雁行阵,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;锥行之阵,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,等。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军阵阵法。  

孙膑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,"用阵三分,每阵有锋,每锋有后,皆待令而动。斗一守二,以一侵敌,以二收"。这就是说,用八阵作战,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、先锋、后续部队三支。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,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。如果敌人弱而乱,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;如果敌人强而严整,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,待它兵力分散以后,再行进攻。孙膑对于运用八阵作战的说明,是经典式的说明,这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。  

这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。  

其五,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。  

如: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,在《威王问》中说:"必攻不守,兵之急者也",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。  

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"攻而必取者,攻其所不守也"的思想。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,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,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。  

孙膑还发挥了孙武"攻其所必救"的军事原则,把这一原则与"批亢■虚"、"示之疑"、"示之不知事"等巧妙结合起来,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。  

对于孙武"我专而敌分"、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,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。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,而引诱迷惑敌人,使敌人分散兵力,然后"我卒并而击之"。  

孙膑在军队建设上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"知道者",即上知天之道,下知地之理;在国内得民之心,在国外知敌之情,上阵知八阵之经;见胜利敢于战争,不见胜利敢于进谏。他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法则,即五教法:处国之教,行行之教,处军之教,处阵之教,利战之教。并主张在军中选拔一批勇武的战士做选卒,以他们为冲锋陷阵的主力。他认为,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,国家才会"战胜而强兵,故天下服矣"(《见威王》)。  

当然,《孙膑兵法》作为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,自然会有局限和不足。例如:它杂有阴阳五行的神秘成分,认为日月星辰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。有时对于战争中的地形等物质条件看得过于片面和绝对。  

但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的价值。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,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,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,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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