您当前位置:首页 >> 风水案例 >>  北京名人古墓风

明穆宗朱载垕昭陵
类别:北京名人古墓风   访问量:次 关键词:

←返回

明昭陵位于大峪山东麓,是明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垕及其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。是目前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复原修葺的陵园,也是陵区正式开放的旅游景点之一。

明穆宗朱载垕,世宗朱厚 第三子,嘉靖十六年(1537年)正月生于皇宫,十八年二月封裕王,四十五年十二月继皇帝位,次年改元“隆庆”,隆庆六年(1572年)五月二十六日于乾清宫病故,享年36岁。谥“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”,九月十九日葬昭陵。

   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奉神宗之命往天寿山为穆宗选择陵地,选得了永陵左侧的潭峪岭(今德陵所在位置)。同年六月,神宗又命大学士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曹宪于即位礼后再去陵区审视。张居正对神宗说:送终的事情重大,寻找陵地的风水理论又十分微妙。事情重大,在处理上就应考虑详尽;道理微妙就应广集众言以便做得恰到好处。他建议参照嘉靖年间选永陵时事例,派遣礼、工二部大臣及科、道官各一员,钦天监通晓地理官员、阴阳人等,再推举廷臣中精于地理堪舆之术的官员一人,一同前往察看。

   于是,神宗命户部尚书张守直、礼部右侍郎朱大 、工部左侍郎赵锦、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、江西道御史杨家相、工部主事易可久等官员与张居正一同前往天寿山察看。回来后,在张居正等人的建议下,神宗决定采用大峪山做为穆宗陵寝的修建地点。

   为什么选好了潭峪岭不用,而用大峪山呢?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,原因有两个。

   第一,大峪山的“风水”优于潭峪岭。张居正对大峪山有过一段描述。他说那里“山川形势结聚环抱……诚天地之隩区,帝王之真宅也”。而潭峪岭,则人多认为不吉。如清梁份就曾说那里是“孤峰独峙,左右界水中群山一起一伏参差不一”。又说那里“主山峻峭,气脉全无”。建在那里的德陵则是“左肩受风于北之东,右肩受风于西之北”。明代中叶,虽然有对“风水”之说不再过分讲究的情况,但尽量择吉而葬,却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   第二,张居正是个务实的政治家。大峪山有现成的玄宫和部分地面建筑,稍事增筑,陵园就可大功告成,事半功倍,省时省力,节省开支。
 
   隆庆六年(1572年)七月,工部尚书朱衡从工地回来,向神宗叙述了玄宫内的情况。他说,肃皇帝为睿祖(献皇帝庙号“睿宗”)修建的玄宫“内紫光焕发,和气郁蒸,门堂干净,宛若“暖室”。神宗听了十分高兴,随即命礼部议定发引事宜。八月二十二日,迁孝懿皇后李氏棺椁葬昭陵,九月十九日,穆宗皇帝的棺椁也葬入陵内。像这样利用为别人所建的玄宫埋葬帝后的,在明代还是第一例。

 自隆庆六年(1572年)六月十五日,神宗下诏在大峪山建陵,声势浩大的地面建筑工程就开始了。工部尚书朱衡被委任总督山陵事务,工部左侍郎赵锦负责督催木石,工部右侍郎熊汝达和内宫监太监周宣等在工所提督施工。另外还有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、佥书杨俊卿等在现场往来监工。

   工程进展十分迅速,仅仅一年时间,昭陵的工程就全部结束。为此,神宗特赐工部尚书朱衡等人银币若干,还恩准侍朗熊汝达一子入国子监读书。

   但好事多磨,由于施工不细,才过了一年的时间,陵园建筑便出现了地基沉陷的问题。万历二年(1574年)七月,昭陵神宫监官陶金等上奏说:“六月以来,阴雨二日,本陵棱恩门里外砖石沉陷。”工部主事王淑陵奉旨查看,回来后与陶金反映一致。并说棱恩殿、明楼、宝城等紧要处没有损伤。于是,工部又向神宗反映,陵寝重地,鼎建未及一年便出现事故,内外经管官员都应究治。辅臣张居正也引湖北显陵殿阁渗漏,降罚经管官员的事例,要求对此进行查处。为此,神宗对王淑陵的回奏进行了批评,说陵寝重地,怎能说沉陷处不紧要?并决定对欺慢误事,造作不精的提督工程太监周宣、左监丞郭全革恩一等,管工主事易可义、员外郎石汉降俸一级,官匠王宣等下法司提问。

   事情还没处理完,工科给事中吴文佳又对神宗说:“棱恩门、殿等处沉陷甚多,至于宝城砖石翻塌损伤,更为可虑。”神宗随即命工部侍郎陈一松、给事中胡汝钦再去陵园察勘。回来后报称:陵园沉陷严重,棱恩殿丹陛、方墙等处都有程度不同的沉陷、闪动,与陶金、王淑陵所奏相差悬殊。神宗览奏十分生气,马上命都察院会同工部对肇事人员进行参处。这次处罚比上次更为严厉,周宣、郭全各降三级,革去管事职务;熊汝达已致仕,着冠带闲住,恩荫罢革;易可义、石汉各降三级,调外任;等法司从重问拟;朱衡着以尚书致仕;杨俊卿等监工人员四人各降一级,郭元相夺俸半年;马录等法司提问。

   陶金、王淑陵因报告的时间与陈、胡二人察看的时间相差一月,其间大雨连绵,沉陷陆续增多,免以虚报处罚。

   由于昭陵棱恩门、棱恩殿、垣墙等处严重沉陷,万历三年(1575年)正月,神宗不得不委派工部左侍郎陈一松等提督再修昭陵。七月,陵工告竣。

   由于昭陵多次兴工,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。第一次兴工(指地面建筑),万历元年十月工部盘查营建所用钱粮数,计用库银390932两,还不包括其中神木等三厂的木植用银、大通桥厂的白城砖用银、大石窝等厂旧石料的折银及户、兵二部雇抵班军工食行粮等用银。万历元年十二月,巡视厂库工科给事中梁式等查盘营建昭陵所用钱粮数,除工部上述实用银外,又有户、兵二部银110119两,总计用银50105O两有奇。其中;营缮司用银204422两,虞衡司13145两,都水司118854两,屯田司164628两。

   第二次接修用银数,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。但据《明熹宗实录》记载,前后两次修建共用银150余万两。这还不算嘉靖时营建玄宫的费用。如算上嘉靖年间营陵的费用,其总用度至少在200万两以上,几乎相当于隆庆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(隆庆年间岁入约230余万两)。由于营建昭陵需要庞大的钱粮开支,工部库银匮乏到了极点。万历二年八月修缮涿州桥,工部拿不出银两,兵部派不出军匠,不得不由辅臣张居正请求万历皇帝恳请母亲解囊捐银,雇工修建。

   昭陵的陵寝制度在十三陵中属中等规模。其神道的设置,从长陵神道七空桥北向西分出,长约2公里。途中建有五空、单空石桥各一座。近陵处建碑亭一座,亭后建并列单空石桥三座。陵宫建筑,朝向为南偏东38o占地约3.46万平方米。其总体布局亦呈前方后圆之形,宝城前设两进院落,方城下甬道作直通前后的方式,以及棱恩殿、配殿为五间,棱恩门为三间的规制均如泰、康诸陵制度。

   昭陵的最大特点,是率先形成了完备的“哑巴院”制度。明朝的帝陵从献陵到康陵前后六陵。宝城内的封土都是从宝城内环形排水沟以内开始夯筑“宝山”(墓冢)的,其形状呈自然隆起之态。《昌平山水记》记之为“甬道平,宝城小,冢半填”。昭陵则不同,宝城内的封土填得特别满,几乎与宝城墙等高,正中筑有上小下大的柱形夯土墓冢,封土的前部有弧形砖墙拦挡封土,    并与方城两侧的宝城墙内壁相接,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月牙形院落,人们俗称为“哑巴院”,并称院外月牙形的墙体为“月牙城”。

   宝城封土的排水系统也十分讲究。宝城为前低后高形式,城内的封土则是中高外低。宝城的内侧设砖墁凹形水槽,左右两侧稍前处又各设方井两眼,井上覆盖凿有漏水孔的水蓖子,井下有暗沟前通哑巴院内的两侧排水孔道。每当大雨降后,城内雨水能顺利地从哑巴院两侧的排水暗沟排出,有效地保证了玄宫上面封土的干燥。

   方城后的琉璃影壁也改泰、康等陵依墙而建的方式,为一半嵌入墙体之内的随墙而建的方式。

   昭陵的宝城与泰、康等陵宝城模式相比较,显得更加精致壮观。 那么,为什么昭陵会采用这种“哑巴院”的形制呢?这还要从昭陵宝城培土一事谈起。据《明神宗实录》记载,万历九年(1581年)五月十五日,工部上一道奏章。说:“永陵宝城黄土,自嘉靖十八年以来,至今四十二年,不为不久,乃十分尚亏其八。”还提出六条意见请神宗批答。神宗览奏后下旨说:“皇祖宝城培土如何四十余年尚未完?就这工程重大,若用陵军、班军未免耽延时月,终无完局,依拟通行雇募,刻期报完。”又说:“朕前恭     陵寝,见昭陵宝城亦欠高厚,着一体加培,俱不许苟且了事。”这样一来,永、昭二陵宝城的黄土同时加培,大臣们恐洛下“苟且了事”的罪名,自然就按同一规制培筑了。这就是昭陵宝顶与永陵相同,却与长、献、景、泰等陵都不同的原因。由于封土的培高,冢前拦土墙、排水系统、照壁形式,与宝城、方城的关系都要重新考虑,于是形成了陵区内第一座“哑巴院”。这种形制由于冢前拦土墙的大幅度增高,不仅可以满足以永陵位模式在宝城内填满黄土的需要,而且方城下的甬道和宝城内通向明楼的左右转向礓    也可以继续使用,而不致被封土掩埋。这种月牙城、哑巴院的方式为后来的庆、德二陵所沿用。

   也许有人会问,昭陵的月牙城、哑巴院会不会是原设计就是这样,是原来拟定好的创新之举呢?

   从昭陵营建的历史背景看,不会是这样的。因为从整个陵寝建筑的规制看,昭陵是按泰、康等陵形制建造的。而且昭陵营建时,正是明代中叶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执政期间。张居正受孝定皇太后李氏之托,辅佐年幼的神宗皇帝,正身体力行以务实的精神锐意改变时弊,他虽对先帝陵寝的建造态度也十分认真,但却绝不会将精力花在陵制的创新上。因为这样的创新只会增加陵工的工程量,加大用度,而当时张居正却是千方百计在考虑着如何开源节流,从各个方面节省国家的财政支出。这点从神宗隆庆六年七月    谕工部尚书朱衡的内容也可看出。神宗的 谕说,昭陵的营建“固不可因陋就简,以天下而俭其亲,亦不宜浪费糜财,饰文而鲜实……”可见,昭陵“哑巴院”是在一个偶然因素影响下形成的。

   明朝灭亡后,昭陵先后遭到两次破坏。公元1644年,战乱中明楼遭火焚;清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三月五日,大雨滂沱,列颠交加,陵恩殿和两庑配殿又遭雷击起火,陵卒拼命扑救,只救下了两庑配殿,陵恩殿被彻底烧毁。随着岁月的推移,到了乾隆年间,两庑配殿和陵恩门又相继残坏。

   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(1785-1787年),清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,重新修葺明十三陵。昭陵也在修葺之中。从遗址分析,当时修茸的项目只有明楼、棱恩门、棱恩殿三项工程。这次重修,虽然使陵园制度稍趋完备,但却改变了原有建筑的规制。

   明楼的斗拱,依明朝制度各陵均为上檐单翘重昂七踩斗拱,下檐重昂五踩斗拱。而修葺后的昭陵却变成了上下檐均为单翘单昂五踩斗拱。明楼内还增加了条石券顶。

   祾恩门、棱恩殿虽然重建时间数没有大的变动,但都缩小了尺度。棱恩殿,原制面阔五间(30.38米),进深四间(16.77米);清代重建后,面阔间数没有改变,尺度却缩小为23.3米。进深改为三间,尺度缩小为11.92米。棱恩门,原为面阔三间(18.44米),进深二间(8.04米);清代重建后面阔缩小为12.52米,进深缩小为6.77米。陵内的两庑配殿和陵前的神功圣德碑亭不仅没有重建,而且残垣断壁也被拆除。只在碑石周围旧亭基上修建了一周宇墙。此后,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修缮。昔日壮丽的陵园建筑满目凄凉,只剩下残坏的明楼和陵墙了。

   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,开辟新的旅游景点,丰富旅游内容,经有关部门批准,十三陵特区从1985年6月开始筹备昭陵的复原修缮工程,1987年4月正式动工。修缮的主要工程有:明楼木架结构和瓦饰的更换,棱恩殿、棱恩门、两庑配殿、神功圣德碑亭、宰牲亭、神厨、神库的复原修建等。1990年8月,完成了宰牲亭、神厨、神库以外的全部工程,9月1日,做为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。1992年,宰牲亭、神厨、神库也相继竣工。按《昌平山水记》:“十三陵各有宰牲亭,在陵恩门之左,西向,厅五间,厢各三间,亭一座,有血池。外有周垣黄瓦,惟长陵止一亭,无厅厢。”遗址清理的情况表明,昭陵宰牲亭、神厨、神库的规制与文献记载一致。其中,厅五间即神厨正房,厢即神库。《大明会典》记昭陵以前各陵神库“或二座,或以左”,昭陵则为两座。重修后的昭陵建筑宏伟,金碧辉煌,具有陵制完整的特点。棱恩殿内还举办有“明昭陵秋季复原陈列”,

   昭陵石桥与新复建的神功圣德碑亭再现了明代秋祭时殿内供品丰洁、乐器齐备的隆重场面。左右配殿分别有“明昭陵帝后史料陈列”和“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陈列”介绍埋葬在昭陵内的隆庆皇帝和孝懿、孝安、孝定三皇后的有关情况,以及明代亲王、妃嫔的墓葬规制。


中华周易文化研究院 堪舆大师孙启泰


打印本页 || 关闭窗口